内容提要：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与现代化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一种文化由于产生的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条件和发展演变的过程不同，所以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只有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中才能显示出来，没有这种比较，也就无从断定中国文化的特点。
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严复就开始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说：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孝亲，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五四”时期，也有很多人从中西比较上来探求中国文化的特质。李大钊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一文中说：
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南道文明者，东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南道文明得太阳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
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者薄，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
李大钊所说的东方文明，主要是指中国的传统文明。其比较之辞，显然是对西方文明持赞美态度，对中国文明持贬斥态度。
当代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论述，由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外部特点转向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他们撇开了东方人内向，西方人外向；东方人主静，西方人主动；东方人重艺术和道德，西方人重科学等诸如此类的提法，力求寻出中国文化更深的核心。有的人认为，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伦理型文化。有的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庸为特质和基本精神的。
有的人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质是重人，有别于基督教文化讲的“天学”、佛教文化讲的“鬼学”，是讲“人学”。与之相近的提法是，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种人文文化。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质和基本精神是刚健有为、中庸、崇德利用和天人协调。还有的人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注重“内在超越”的文化。总之，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有诸种不同的说法。
在前面，已从各方面涉及到中国文化的特点问题。诸如农业文化、宗法文化的特征，以及反映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的文化特征。以下我们将从中国文化的总体来考察，站在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的特征做一基本的概括。
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四大文明古国，也曾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化体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1.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它的延续力、融合力、同化力等方面。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其所以能顽强地生存发展并绵延至今而不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东亚大陆特殊地理环境提供了相对隔绝的状态。如第一章所述，中国处在一个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之中。东面临海，西北有戈壁沙漠，西南则多横断山脉。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好像一直孕育在一个广大的避风港中，很少遇到外部力量的巨大冲击，没有像世界其他文明古国因外族入侵而中断。只是近代以来，由于海运工具日益进步，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侵略，使中国面临巨大挑战。
所谓融合力，是指中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或黄河流域的文化。而是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善于有机地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
所谓同化力，是指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中国化，融入中国文化而成为其中一部分。在这方面最有代表的莫过于佛教文化的传入和中国化。
中国文化的同化力，还表现在，先进的中原文化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
2.强大的凝聚力
中国文化还具有历久弥坚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具体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早在公元前1000年的西周时期，中华先民便有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表达了从文化心理特质上的自我确认。
古代中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并进而认为中国文化在一切方面优于别的文化，所谓“中华”即位于正中的文化，也就是最好的文化，是与野蛮相反的“文明”。这虽带有某些自我中心的傲慢，却一直是中国人自尊自豪精神的催长剂和文化认同的粘合剂。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数以千万计浪迹天涯的海外华人，虽然已在异国他邦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他们的文化脐带，仍然与中华母亲血肉相依。
无论海外华裔学者和港台学者，还是大陆学者，虽然在具体价值评判上有所不同，但仍一致认为，中国文化具有超越宗教的情感和功能。换言之，在中国文化中，神本主义始终不占主导地位，恰恰相反，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格调。
1.重人生轻鬼神
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非宗教倾向。自周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神权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不像欧洲历史那样，有“神文”占统治地位的“黑暗的中世纪”。中国人的入世主义和人生态度的非宗教化，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表征。
中国反“神文”的人文主义思潮自西周开始兴起，到春秋战国儒家学派形成时遂蔚成大潮。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自孔子以来它就强调入世主义。孔子对神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明智之人不该近于神，这种态度与那种以回到神身边为目标的人生态度是大不相同的。
孔子还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人的首务是服侍活人，是了解人生的道理，现在人生问题都不能办好，还谈什么鬼神之类。所以，孔子自己“不语怪、力、乱、神”。这些都体现出这位儒家圣人的非宗教倾向。
孔子之后，儒家基本上是反宗教、反出世的，儒者无一例外地强调人事。董仲舒有天神论思想，但他的神是为了约束君王的权力而由他自己设计出来的，即所谓“屈君而申天”，他决不是要人去为来世生活而皈依上帝鬼神。宋明理学虽然援佛道入儒，却并不是汲取佛道的出世思想，相反，他们一个个都责斥佛道的出世思想。儒学“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巨大，几乎是中国人的“圣书”，但根本不讲超脱现世、皈依上帝之类的东西。
道家是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流派。道家也是非宗教性的，它与道教不同。在老子那里，根本就没有上帝鬼神的地位。老子讲“道”，而“道”是效法自然的，他用“道”架空了他那个时代还较为盛行的“上帝”观念。庄子有泛神论倾向，但宗教观念很淡薄。他主张的是人的绝对的自由，对于他，皈依上帝也是不可想象的。诗人陶渊明是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但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调，所表现的只是“结庐在人境”却能“心远地自偏”的人生境界，并不表现出宗教式的人生态度，他有超脱尘世的思想，可断无贬斥人生的意思，只是与世无争而已。
无疑，古代中国人也有较浓厚的宗教迷信思想。中国人迷信“天”、“命”，但是，这种天命之论密切地与人世相连接。在儒家那里，它更多地属于一种道德观念，天、命都指向社会生活。《荀子》、《周易》中都有“神道设教”思想，想通过确立“天”的权威来推行道德，这种思想是把现实的人世作为人的归宿地，而不是像基督教、印度佛教那样，把人拉向现实世界之外的天国，以求实现生命的永恒价值。
除原始宗教外，中国还产生了一些宗教，也输入了一些宗教。秦汉以后，道教逐步建立起来，佛教也传了进来。更后一些，又有基督教的输入。这些宗教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但是，中国人对宗教总是似信非信，信仰也不专一，真正交出灵魂的极少。而且，中国的宗教从未超越现实政权力量之上，王权从来高于教权。政教合一的局面从来没有，宗教裁判所也从未出现。
即使中国宗教本身，也有一种重视人自身的人文精神隐含其中。中国自产的宗教主要是道教。道教与世界上其他宗教很不相同，它不把人的灵与肉绝然分裂开，也不把现实世界和彼岸世界完全对立起来；它不讲灵魂的拯救，讲究的是自己修炼成仙，长生不老。道教重生，讲究炼丹养生，生命价值在它那里极受重视，成仙便是生命的延续。中国佛教也受人文思想影响。中国佛教以禅宗影响最为巨大，甚至，我们可以说，禅宗就代表了整个中国佛教。
禅宗改造了印度佛教，它提出了人性即佛性之说，这就肯定了现世之人的意义。它提倡“顿悟成佛”，修养可以不出家、不打坐，这事实上肯定了人的现世生活。中国的佛教不只有出家和尚，还有不出家的和尚，此即中国特产——居士。禅宗实在是在中国人文精神影响下大肆廉价地出售通往天国的门票。
总之，中国文化一贯注重现世的人生，珍视生命的价值。人一直居于核心地位，而神的地位不能与人相比。这与基督教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大不相同。在佛教、基督教文化中，人的价值不在于人的现世生命本身，而寄托于上帝、佛，寄托于超越现实世界的精神欢乐，而现世生命被认为是有罪的，甚至是阻碍人生最高价值实现的。
因此，人应当征服自己，以求回到上帝的怀抱。其途径，是要承受灵与肉分裂的痛苦，通过整个心身的极度磨难来洗涤自己，摒弃自己的肉体，净化自己的灵魂。与这种“罪感文化”相反，中国文化却重人生而轻鬼神，重现世而轻来生，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充分表现出人文主义精神。
这种重现世人生，排斥、轻视鬼神的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很有利的。一个民族如果把大部分精力、才智用以向上帝求荣，那便会造成现世生活的停滞，造成人性的泯灭。儒学这一文化主流，主张积极入世，斥责虚幻的鬼神，这种入世主义阻止了全民族的宗教迷狂，把人的眼光拉向社会人事，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当中世纪欧洲文化在基督教神学笼罩下，显出生命力萎缩时，中国文化却显出了勃勃生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封建文化。
2.重整体轻个人
3.天人合一
价值观是一种评价性的观点，它在文化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它总是基于人的需要，体现人的理想，蕴含着一般的评价标准，形成一定的价值取向。不同时期的文化创造，总是受到特定价值观的规范，文化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价值理想的外化。价值观往往对整个文化的发展轨迹和方向起着调控、制约的作用，这种调控制约性，我们称之为价值取向。
一般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与西方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价值取向表现为天人合一、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而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轻器，而西方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独立性和进取精神、求真求实等。概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主要特征，即带有浓厚的伦理道德倾向。
1.人的价值在于道德
从孔子开始，道德价值就已被推崇到最高地位。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又说：“好仁者无以尚之”，把道德价值作为人追求的最高目标。孔子很重视生命的价值，但认为道德价值高于生命本身的价值．在必要情况下，人应当杀身成仁，而不可求生而害仁。孟子认为人之价值在于其本性之善，这种天生的善本性通过道德修养就可以发掘、保存下来，而“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故道德是人的价值的根源。
荀子以为人“最为天下贵”。其原因是“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其他东西，不论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不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缺少一个“义”字，人贵就贵在一个“义”字上。《大学》中提出“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不管是谁，道德修养都应当是其本务。可见，儒家一开始就把道德价值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到了汉代，儒家大师董仲舒极力推崇孔孟学说。他与孟子、荀子一样，把人之道德作为人之所以贵于物的根本所在。他说：“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观然有思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汉书·董仲舒传》)人之所贵，在于人与人之间有伦常道德。
董仲舒还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于是，自汉始，儒家逐步上升到至高至尊的地位，道德价值高于一切的价值观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儒家关于人的价值的理论，都是把着眼点放在人禽之辨上，都是强调人有不同于动物的特殊本质，这种观点不仅使人摆脱了神的束缚，而且把人从牲畜中解放出来，它体现了人的觉醒和尊严，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充分肯定。
这种价值观确实为中国塑造了不少浩然正气的道德人物，成为中华民族做人的典范。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理想的成就即所谓的“三不朽”。其中最大的不朽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才是“立功”、“立言”，把道德上的成就看作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成就。就是在一般百姓之间，也惯于用道德眼光看人，这无疑具有正面的作用。
但同时亦产生不少流弊，产生不少欺世盗名的伪君子和表面谦恭的野心家、阴谋家。把人的生命价值抽象为纯粹道德性的生命，往往忽视或抹杀人的生物性条件。传统文化中出现的“天理人欲之辨”，即是片面强调抽象的道德原则而忽视人的具体要求。宋明理学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伦理教条，即上述价值观浓缩的结果。还有，片面强调道德价值，往往造成片面道德型人格，不利于人格的全面发展，人的智慧力量、意志力量难以得到伸展。
2.道德价值至上
儒家并没有把道德仅仅作为调节人际关系、完善人自身的规范来看待，伦理原则不仅仅适用于人事范围。儒家讲究天人合一，人之道德是自天道而来，道德是世界的本质，是宇宙的普遍法则，而不是人为设定的东西。这种思想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特征，使道德尺度普遍化、绝对化。
在儒家那里，道德规范已冲破社会人事的框架，而成为统率宇宙万物的绝对权威，道德不只是“善”，而且是“真”是“美”。道德尺度的绝对权威性，普遍适用性在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来。
就政治文化上说，传统政治学说多主张以道德训条来管理国家，以宗法式的伦理规范来维持社会的和谐。儒家主张“为政以德”，重视道德教化作用，重视统治者的德行。孔子就说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孟子也大谈“仁政”。后来儒家也一概如此。以“德治”代“政治”——政治道德化，使中国的传统政治缺乏一种独立的制度，“有治人，无治法”。
一方面强调德治，法律只是道德训条的补充，另一方面道德本身却具有法律功能，违反道德则成刑罚的对象。这一点，我们从唐代到清代的法典中完全可以看出。刑法所科罚的对象，除一般刑事犯罪外，任何道德过错均构成犯罪。如《唐律》五十五款就规定，只要父母健在，儿子另立家室者，即构成犯罪。
一七九款规定，男女双方的婚姻不能在居丧期间完成，完成者法律究之以无效并科以重罚；居丧期间生子亦属犯罪。据《历代刑法志》所载，凡告父母者，不论其控告属实与否，均判以极刑；夫妻离异，妻子不得提出。诸如此类的法律规定还很多。
道德价值至上，也使中国的哲学具有了为伦理学服务的特点。如果说欧洲中世纪哲学是神学的奴婢，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哲学是伦理学的侍女。在中国哲学中，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一般地是不能严格区分开来的，本体论、认识论大多指向道德学说，最终为道德学说服务。
例如，董仲舒论证人副天数、天人合一，都无非是要说明“三纲”的合理性；朱熹阔谈“天理”，究其根本，也是为论证其道德学说服务的。认识论上也一样，中国哲学中的认识论思想大多是在探讨道德修养方法时派生出来的。
道德尺度至上的观念也在文学艺术方面表现出来。文学艺术所探讨的主要是美，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学艺术却更多地是要表现善。孔子曾说：“人而不仁。如乐何？”人当先有善，方可谈论美。艺术的评价标准是双重的，但侧重于善。《论语·八佾》中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对“韶”的评价高过对“武”的评价，其尺度即美善统一的审美价值观。
因为在孔子看来，“韶”作为舜乐，不仅具有平和淡雅的美，而更重要的是它所反映的内容乃虞舜时期的太平盛世与揖让而治的风貌，这正是孔子所理想的仁的精神，所以孔子称之“尽美矣，又尽善也”。而“武”所以尽美而未尽善，正是由于它表现了“王赫斯怒”的武力行为。
尽管它在音乐的旋律上与韶乐一样对人有审美的价值，但它所反映的内容却与韶乐所反映的内容不同。它通过庄严肃穆、威武雄壮的乐舞反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图景，这在孔子看来，与仁的精神不完全相符，故称“尽美矣，未尽善也”。在儒家学说的浸润下，强调文学艺术要表现善，强调艺术品的道德教化作用，成了传统文学艺术的基本理论，“诗言志”、“文以载道”是一贯之道。
把道德价值作为人的最高追求目标，也无疑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历代知识分子都遵循儒家古训，走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政治道路，它把人的兴趣引向了道德修养和政治活动，而不是引向对自然的征服和对物质世界的剖析。在有德君子眼中，技艺之类往往被视为小人之事，不值一顾。孔子斥学农技之人为小人。
历代科学取士，只需背诵《四书》即可，不必考其技艺，将千千万万儒生隔在了自然科学的门外。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由于推崇人伦政治、鄙薄技艺的时尚，以至使许多重要的科学著作往往无人间津，以至绝版。例如，中国古代最早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在世界数学史上也是最宝贵的古典文献，但北宋以后，其术已不传，至明已无人知晓。
类似的事情还有祖冲之的名著《缀术》、明末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等。当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当16、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产生并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中国却落后了。这其中原因之一即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而轻自然的倾向。
把道德价值作为最高价值的传统价值观，有其合理的、有益的一面。社会生活不可一日无道德，小无道德则小乱，大无道德则大乱，全无道德则全乱，道德问题是不容忽视的。把道德作为人所以贵于物的根据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中国人习惯于把不讲道德的人骂成是“畜生”，人没有道德确实跟禽兽一般无二。
中国是个幅员广阔的大国，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强有力的道德束缚力，儒家重视道德教化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在这种和谐安定之中，中国封建社会得以发展。崇尚道德价值，使中国获得了“礼仪之邦”、“温文尔雅之乡”的美誉，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道德遗产。
但是，以伦理原则为绝对价值尺度，以它作为衡量一切事物、行为的第一标准，这就走向了极端，与唯物史观的生产力标准相冲突。把人世的伦理道德原则绝对化，也就贬低了真理的意义，影响了人们对自然界的科学探讨，妨碍了科技的发展，而科技进步又是社会进步的杠杆。
中国没有发展起实证科学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缺陷，这很大部分原因要归结到过于强调道德价值，而忽视科学的价值。道德尺度绝对化，易于使人法律观念淡薄，人治政治排斥法的权威。尤为严重的是，就其核心来说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为封建等级制服务的，把这种道德作为绝对的价值尺度裁量一切，无疑造成了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中国历史的停滞不前。
3.重义轻利
由极度强调道德价值，必然导致贬斥人的物质生活要求，就如宗教家们过分强调人的灵魂就必然会贬斥人的肉体一样。
一般说来，“义”是指正义、应当，指最高道德原则；“利”主要指利益或功利。中国思想史上，“义利之辨”备受重视，其实质是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之争。
儒家从孔子开始就有重义轻利的倾向，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是否重义、重利当作划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但孔子没有把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他只是主张“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统利。
从正面影响看，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提倡的是人的精神道德追求应高出人的物质利益追求，这有合理的一面。
物质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内容，但精神生活是人类之所以高出动物的地方，一味追求物质享受，势必把人降低为动物。人类的精神生活也是出于人生的现实需要，无聊的人生之所以无聊，恰恰在于其精神的贫乏、灵魂的萎缩。如果物质的极端贫穷会导致身体的饥寒，精神的贫乏则导致灵魂的毁灭。真正幸福的生活，不只是物质的富足，更多的是精神的充实。精神生活基于物质生活，但高出物质生活。
重义轻利观念所要求的是，对利的追求必须合乎义，这是合理的。人是应当追求物利的，但是，决不能不顾义而只顾利，决不能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孟子·万章上》中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干驷，弗视也。”这种见利思义的道德观念在当今也是该大力提倡的。
但是，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完全贬低功利，不仅无益于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发展，也无益于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因为物质的匮乏往往是道德败坏的导因，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崇尚道德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和谐安定，但不务功利、不图民富国强，又势必导致国力衰竭、社会不安。耻言利欲，否定人的合理需求，既妨碍了人的积极进取，又使人有了假道学式的虚伪性。我们应当建立起义利兼顾的价值观，既要强调义，强调对善的追求，也要重视利，重视国计民生。
思维方式问题，是处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核心地位的问题。就整个文化发展过程来看，西方文化中那种重视用逻辑分析来观察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表现得很不充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注重从整体角度直观地把握事物，重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统一；另一特点是辩证思维方式发达。
1.整体思维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指出：“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学”。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宇宙被当作有机联系的整体看待，这种整体思维特征表现在整个文化发展过程中。
拿中国古代具体思维模式——五行模式来看，也表现出中国人的联系的、整体的思维方式。
古代中国人习惯于用五行模式来说明问题，季节、方位、音乐、嗅味、人体器官等等都可分成与五行对应的五类，如音乐上的角、征、宫、商、羽，医学上的肝、心、脾、肺、肾都分别对应于木、火、土、金、水五行。五行各自都可说是个独立的系统，但它们相互间也是有机联系着的，并非孤立存在的，五行间通过相生相克的联系共同构成一个大的有机整体。
传统中医最突出地表现出中国文化的整体思维特征。中国医学强调人体与自然的联系、统一，重视人的身体状况与外界环境的关系。中医也重视人的精神状况与人的生理状况的联系：认为人的五种情绪——喜、怒、忧、恐、思，分别影响着五脏中的心、肝、肺、肾、脾，所谓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恐伤肾，思伤脾就是这个意思。
尤为重要的是，中医特别强调把人体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人体各部分之间，如五脏、六腑、五官、五体的相互联系。认为医治病情，不能只看到发生病状的部分，而要把病人作为一有机整体对待，从整个机体的运行来看待某一部位的病状。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错误就在于这种治病方式是就事论事，割裂了身体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所以不能根治病情。中国古代的这种整体观无疑具有合理性，而且有意思的是，它非常近似于现代系统论的整体观。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整体方法即是从整体角度出发，着眼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而理解和规定对象的一种思维原则。这种系统论的观点确实与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有着相似之处。
2.直觉体悟
以经验为基础的整体直观的思维方法，表现于主客体关系时，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在于体悟，而不是明晰的逻辑把握。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名家惠施讲“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魏晋玄学家讲“言不尽意”、“得意忘象”......，都是一种“说不清”的意境，都只能体悟，不可用理论范畴进行解析。
中国传统哲学的气、道，内涵极为复杂丰富，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而又都难以言喻。
从思维的类型来看，体悟这种认知方式，本质上属于直觉思维。直觉是主体自身运用知识经验，不受逻辑规则约束，对客体本质、属性以及规律性联系作迅速的识别、直接的理解和整体的判断。直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与分析思维相对应的。
分析思维要遵守严密的逻辑规则，把对象分解为不同的部分或层次，通过循序渐进的推理而进行，能用语言将思维的过程和得出结论的原因清楚地表述出来。直觉思维则没有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它直接得出结论，主体不能明确地意识它的进程，不能用语言将该过程和得出该结论的原因清楚地表达出来。直觉思维具有综合性、直接性、跳跃性、快速性等特点。
直觉思维贯穿于中国古代思维发展的始终，被全社会自觉不自觉地广泛使用。它的长处是从总体上把握对象，有时能体验、证悟出逻辑思维所不能揭示的意境。缺点是不够严密，对对象的认识模糊而不明晰，其结论具有很大的或然性。
3.辩证思维
除上述两个特点外，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即注重从对立统一中来理解事物的生成、变化和发展。儒家讲“生生之谓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事物发展变化的连续性和合理性。而变化发展的根源，在于阴阳的此消彼长，刚柔的相互激荡。“一阴一阳之谓道”，便是最好的理论概括。
《老子》书中的辩证思维也很突出。老子已看到矛盾存在的普遍性，他揭示了大量的矛盾对立，如阴阳、美丑、贵贱、有无、动静、高下、强弱等等。他认为对立面是相互依存的，谁也离不开谁。而且，对立面间是相互转化的。比如：“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老子甚至还认识到这种转化有一个量的积累过程。
我们常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就出自《老子》书中。
古代辩证法思想不只是表现在哲学中，而且在自然科学中表现出来，中医理论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在中国传统医学中，人的生理状况和身体部分被分成阴阳两类，凡属动的、外部的、热的、兴奋的、强壮的等等为阳；凡属静的、内部的、冷的、抑制的、虚弱的等等为阴。
阴阳是对立着的，但又是相互依存的，即“阴阳互根”；阴阳还可以向对立面转化，即“重阴必阳、重阳必阴”，这就是“物极必反”。阴阳双方也不断发生变化，“阴消阳长”·“阴长阳消”。这种消长变化，在保持相对平的限度之内，是属于正常生理范围的，如超越了这个限度，阴阳一方过于强盛或过于衰弱，破坏了相对平衡，那就属于病理变化了。中医理论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智慧。
强调对立面的和谐与统一，反对“过”与“不及”，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社会的发展总是需要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没有相对的稳定，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不可能提高。重视矛盾的调和，在一定限度内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对立面的斗争是引起和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动力。当我们需要打破旧的平衡时，就不能“叩其两端”，以求妥协、调和，在这种时候，追求和谐、强调中庸的思维方式的弱点就表现出来了。